91岁的伊淑英走了，她是“沂蒙六姐妹”中最后一个离世的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，我长时间从事新闻舆论工作，得以与她们有较多打交道的机会。除公方莲老人过世早我没见过以外，我与张玉梅、伊廷珍、杨桂英、冀贞兰、伊淑英这五位都很熟悉。在她们家里吃过煎饼，喝过地瓜粥，听她们唱过抗战曲、解放歌。尽管她们的名字和事迹早在1947年就通过《鲁中大众》为根据地的军民所知晓，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沂蒙地区在挖掘和弘扬沂蒙精神时，她们才再度被发现，进入更为广大的公众视野。

　　1995年麦收时节，我陪同《解放日报》记者第五同再度来到烟庄，找到的第一个“六姐妹”是伊廷珍，我们在她的院子里度过了其乐融融的闲聊时光。我知道她们五姐妹刚从天安门国旗班回来，便问起她们此行的见闻和感受。伊廷珍老人说：“真好！真好！”在当时健在的五位老人中，杨桂英和伊淑英性格相对沉稳，最开朗最活泼的当数伊廷珍了。她在“真好真好”之后的一句话，让我和第五同都犯了思量。因为她说：“每次到吃饭时间时，就让我们到一个小房子里先站一下，然后再出来。”这话让我和第五同很是推敲了一番。五位老人淹没于平凡的生活中已长达40多年，这次进京也是她们第一次见到矿泉水。我忽然想到，伊廷珍老人所说，应是电梯。楼层面貌相差无几，她们只以为到一个小房子里站站再出来，实际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我和记者同时会心地笑了。笑过之后，我心里却难掩心酸。战争年代，她们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，可如今的“好日子”，她们却还未真正享受到。但她们很知足，仿佛又重新跟组织接上了关系一样，焕发出了全新的热情，马上还要到上海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去慰问。

　　后来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，当地企业从中发现了商机，注册了“六姐妹”品牌煎饼，聘请五位老人做了名誉厂长，并为她们印制了名片。她们一一把名片发给我，我说：“祝贺你们！”仍然是伊廷珍笑得最灿烂，就跟她是真正的厂长一样。伊淑英老人说：“只要对大家伙有利的事，我们就干。”

　　最后一次去烟庄，是跟一家单位的宣传干事薛慧中女士一起，我们两人傍在伊淑英老人左右，在烟庄的巷子里边走边谈。随行的摄影记者留下了这幅画面。我与五位老人都有合影，与伊廷珍老人在她家院子里长聊的照片，曾发在当年《农村大世界》杂志上。这些照片，我如今手头上都没能留下来，留下来的只有跟伊淑英老人的这一张。那天，我们在街口的碾盘上坐下来，又一次谈起过往。伊淑英老人拉起裤管，让我们看她当年搓麻绳搓伤了的腿。当年，抽调山东部队去东北，新四军军部北移临沂，带过来的大多是南方兵，大多是穿着草鞋来的，在山路上一磨就破碎了，好多战士的脚被山石扎破。一个个赤脚打仗的战士，让“六姐妹”看着心疼。她们便动员全村妇女为他们赶制鞋子。伊淑英老人说：“一只鞋底就要纳120行，一行要过30多针，每针都要经过锥眼、穿线、走线、拉紧几道工序。姐妹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做，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、出了血，手指也变了形。”

　　后来有个粗略统计，仅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，烟庄村的乡亲们在“六姐妹”的组织下，就为部队烙煎饼7.5万公斤，筹集军马草料1.5万公斤，洗军衣8500多件，做军鞋500多双。谁敢说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的覆灭，没有她们的功劳呢！谁敢说整个华东战局的扭转和解放战争的反攻，没有她们的贡献呢！

　　据冀贞兰老人回忆，“沂蒙六姐妹”这一称谓，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给起的。冀贞兰老人说：“他骑一匹马过来，打着绑腿，不知道他是谁，看上去很和蔼的一个人。匆匆忙忙的，快要打仗了。他问完我们的情况后，笑着说我给你们起个名字吧，叫大嫂吧你们还有没结婚的呢，叫大姐吧还有结了婚的，干脆就叫你们沂蒙六姐妹吧？”直到很多年后，冀贞兰老人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时，觉得面熟，身旁的人告诉她，那就是陈毅。

　　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“沂蒙六姐妹”，一直没有停止过拥军的脚步，她们做的鞋垫，一双双被送到边防哨所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，2008年汶川地震，几位老人在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纷纷捐款捐物。她们发动儿媳、孙女昼夜加工“千层底”，寄往抗震救灾一线的子弟兵。

　　听记者说，伊淑英老人在去世前反复叮嘱：“入党的时候就说了，要听党的话。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那么多人牺牲，为了革命他们付出了一切，得让年轻人记住这些过去的事。”

　　“六姐妹”们已经远去了，好在电影《沂蒙六姐妹》记录下了她们的事迹，“沂蒙六姐妹纪念馆”留下了她们宝贵的影像。当年，她们以柔弱的身躯参与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，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永远秉持的精神和永远葆有的敬意。

　　“沂蒙六姐妹”是永远的姐妹，也是后辈人永恒的力量源泉。（山东省文学院副院长 张世勤）